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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与语境的关系

 论文栏目:中国龙皇棋牌     更新时间:2019/6/13 17:39:47   

摘要:中国哲学典籍属于高语境文本,译者在进行英译时应坚持“本原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按照“求真”的英译标准,充分考虑典籍本身的同源性、继承性、阐释性、互融性等特点。译者在对中国哲学典籍进行英译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典籍的文本语境、著者背景语境、语言风格语境和历史文化语境。

关键词:哲学典籍;典籍英译;语境

翻译必须依赖原语特定的语境才有意义,孤立探讨翻译译意绝不可取。因此,语境研究不容忽视,翻译成败在此一举,任何翻译概莫能外。中国哲学典籍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时空跨度大、历史连贯性强,所以译者必须借助语境研究才能准确把握其意蕴,进而在外宣过程中有效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回顾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研习中国哲学典籍,并将这些典籍译为英语。其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就是中国哲学典籍的重要译者,被公认为著名的汉学家,但由于他个人素养、学术背景等因素导致译本问题不断,造成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误传。中国学者为纠正外国人对中国典籍的错误认知,也加入了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队伍,促进了中国哲学典籍在国际上的传播。辜鸿铭、林语堂等中国学者都为中华哲学典籍的英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也催生了典籍英译研究。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最初也是国外译者所为,但当时的研究是为满足翻译需要而进行的总结性研究,尚未形成规模研究和系统研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远远滞后于翻译实践,而且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个案研究、译者介绍与评论、译本得失与比较等方面,并仅散见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著作中。近年来,跨文化交际理论、接受理论、比较诗学、阐释学等研究视角逐渐被应用到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中,中华哲学典籍研究出现了新发展。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典籍翻译。付瑛瑛博士深入研究了汪榕培教授的“传神达意”思想,详细设定了“传神”和“达意”的各项参数以及二者发挥的作用,并强调汪榕培教授试图将“传神达意”建设成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黄中习以整体论观点为指导,认真研究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标准,提出了典籍英译的整体标准,即:“信、顺、创”(信指“忠实性”;顺指“可读性”;创指“创造性”)。理论运用研究的数量较多,主要是分析验证典籍译本的得失成败、探索理论的适用性。例如:李钢博士借助多元理论视角对《论语》英译进行了研究。曹威借助诠释学理论研究典籍翻译,并以《论语》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杨珉子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深入探讨了典籍英译的具体方法。

典籍英译研究还对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主要强调译者的文化素养,即译者应深刻认知中国哲学典籍的蕴意。例如潘文国探讨了中国译者在典籍英译时应承担的重任和应具备的素质,以及中国译者怎样才更能胜任典籍英译工作;李冰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研究了文化本身对典籍英译的影响,并选择阿瑟·韦利及其《论语》英译本进行案例分析。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研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是翻译批判研究。如:姚振军运用描述翻译学理论建构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双语本体,运用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实例,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应用于翻译批评研究,推动研究更具客观性。刘雪芹详细评析了200多年来的《论语》英译本,采用的批评视角是宏观建构理论。冯晓黎博士从内容、形式、风格等多维视角审视了《老子》的四个英译本。

但总体来说,我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基础应用研究相对集中且研究成果较多。黄中习提出了整体翻译标准三取向,即信、顺、创,但他并未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典籍英译中的认知意义,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哲学典籍的独特性,忽视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因而未能准确把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实质。

二、中国哲学典籍的特点与语境

(一)中国哲学的发展特征

我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双重特点,即:同源性、继承性、阐释性与互融性。同源性是指中国哲学思想具有共同的发生根源。从时空纬度讲,中国哲学思想观念呈现出“同心圆扩大型”模式,中国哲学源头是同心圆的圆点,不断增加的阐释是同心圆的外圆。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发展成为坚实牢固的哲学观念。中国哲学的不同学派拥有共同的思想渊源,而且经常使用相同的术语,但由于阐释角度不同,同样的术语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含义。

继承性是指我国哲学的很多思想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纵向发展的连续性。例如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社会哲理是重经验而轻理论,而且从原始社会即是如此,一直延续到现在。总体上讲,我国哲学经典无论是先秦儒学、两汉经学,还是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包含着仁、礼、孝等最基本的儒家思想,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演进,也都是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和发展,是一个继承发展的整体。

阐释性是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诠释经典的发展过程。我国古典哲学家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来建立学说,并以此作为立论基础。古代中国哲人对思想的表达和对学术的研究都讲究追本溯源,因此他们在创造知识体系时强调整体性,并强调对元典的研究。我国哲学典籍措辞简洁但意义模糊,而且暗示意义深远有时可谓无边无际,因此需要不断注解并加以诠释。

同源性和继承性是从纵向发展历程而言,而互融性则强调横向关联。互融性是指中国哲学各流派的观点不同程度地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例如:荀子以儒家思想为根却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养分;韩非坚持法家立场却吸收道家、儒家的思想;魏晋玄学坚持道家思想为主,却援引儒家思想,并在现实中儒道兼修,努力探究形而上的“本末”与“有无”等。

(二)中国哲学的高语境性

高语境文化看似简单却含义深刻,而且这些文化信息可以自由流通。高语境文化圈的成员计划意识强、共享信息量大,通过语言编码储藏少数信息,将大量信息蕴藏在物质环境中,或者内化到个人思维中。高语境性强调将大量信息通过预先编排顺利传递到接受者手中,而将微量信息通过讯息传递留存下来。高语境文化暗码信息和非言语编码较多,具有内隐性和含蓄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历史传统、民俗风土的高重叠性,全体成员能够共享资源,同时个体内化资源的问题并不突出。

中国哲学典籍的发展与语境密切相关。先秦哲学典籍的发展是诸子百家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局势,逐渐形成各自的哲学学说,并提出各自学派的生存方略。两汉时期学者们为迎合统治者思想统治的需要,努力挖掘元典本义,不断进行训诂考证,促进了两汉经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烽烟四起,国家四分五裂,士人受到严重打击,他们退而研究玄学,以超然弥补精神空虚,推动儒道合流。隋唐时期,统治者以宗教化解社会矛盾,以礼教调整社会关系,以德治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哲学体系。宋朝经济高度发展,生产关系明显变化,统治者为巩固剥削关系、实现政治稳定,加强哲学体系中的佛、道思想,最终形成宋明理学。

我国哲学体系的同源性促使我们了解中国哲学思想时应追本溯源,理清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继承性丰富了中国哲学概念的内涵,阐释性充实了中国哲学概念的深层含义,但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准确认知必须借助文本语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哲学的各思想流派相互融合,更使语境因素成为准确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分析因素。因而,中国哲学具有高语境特征,属于高语境文化。

(三)语境对翻译的普遍意义

语境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翻译的成败取决于对语境的把握,因此很多学者高度重视语境,并尝试在翻译领域引入语境研究。斯坦纳认为:最全面的语言、文化语境才能决定源语含义,并帮助译者进行成功翻译;奈达认为:语境考量欠缺会导致理解话语意义、进行话语复制时出现最严重的错误;沈苏儒坚持:理解语言的表层意义并不难,真正的难点是理解言外之意、联想意义、深层意义等,因为这些涵义与文化内涵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原作者的社会、历史、民族、地域等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国外学者强调翻译语境研究的三个层面,即语言层面、语篇层面和文化层面,因此译者必须认真研究词、句、段、篇等语境要素,并将这四大语境要素在翻译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详细分类,以便准确、有效地传播中华哲学典籍。把语篇语境引入翻译是外国学者理解翻译、研究翻译时的重大创举,这就突破了单纯字、词、句语境的局限,有助于创造性地进行成功翻译。

国内学者也对翻译语境进行了研究。其中朱文振从语言语境进行分析,并将研究成果出版成书——《翻译与语言环境》;郑诗鼎强调语境与文学翻译的密切关系,并通过研究出版了著作《语境与文学翻译》。此外,我国学者研究翻译与语境的著作还有:《语篇翻译引论》《翻译语境描写论纲》《翻译与语言哲学》《描写交际翻译学》《翻译语境化论稿》等。黄国文教授等人将功能语言学派的语境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奠定了翻译语境研究的语言学基础。此后,语境研究成为翻译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语境与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

(一)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标准

典籍英译成败的标准可谓见仁见智,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辜鸿铭主张整体意义与风格传神两者兼顾才能成功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林语堂认为“忠、顺、美”是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必须坚持的翻译标准,汪榕培坚持“传神达意”是成功外译中国哲学典籍的衡量标准。国外学者理雅各则认为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首先应忠实于原文,但庞德和翁显良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主张只有做到“意象传神”才是成功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实际上,译者若要成功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必须突破自身局限,通过追本溯源客观认知典籍文本的真实含义,以“求真”为标准,穷尽所有翻译技巧准确译出哲学典籍历史真谛,确保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哲学文化时能够做到“文化传真”。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哲学文化借助各种现代传媒手段传向世界。但中国哲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还很微弱,由于中西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因而隔阂严重,这就使得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肤浅,甚至还存在许多误解。中国哲学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传译给全世界很有必要。换言之,对中国哲学典籍的准确传译很有必要。

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史已逾300年。此间典籍英译所取得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个中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传统译者按照西方哲学框架翻译中国哲学典籍,而对中西文化差异却考虑不足。例如,有译者将中国哲学文化中的“神”翻译成“God”,将“帝”翻译成“Lord”或“God”,将“太庙”翻译成“theStateCathedral”。实际上这些英译词汇都是西方哲学概念,而不是中国哲学概念,这些混淆了中西方哲学观念,忽视了中西哲学观念的本质差异。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首先要感悟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观念中没有造物主、上帝等概念,没有超越意识等思想,而是坚持宇宙生成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有机的发展过程。因此,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时进行西方哲学归化会导致中国哲学文化失真,因而应采用异化翻译才能做到中国哲学典籍的“文化传真”。

译者按照“求真”标准实现中国哲学典籍的成功英译必须经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语内翻译是因为中国哲学典籍跨越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各哲学流派进行了不同的注释,因而译者应进行历史考证与哲学思辩,全面把握原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历史论证和文献收集对原文本做出合理的诠释。但现实中译者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考证典籍文本的原义,因而较为可行的做法就是:参考相对权威且贴近原义的注释文本进行英译。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

我国哲学典籍的同源性、继承性、阐释性与互融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需要遵循“本原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本原性原则”是指译者对中国哲学典籍文本应坚持宏观认知,将需要认知的文本及其蕴含的哲学思想置于历史文化长河之中,努力使译文能够体现原文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系统中的功能、意义和地位,这样才能使典籍译文成为“历史上的”译文。

“自主性原则”是指译者应当将某类哲学观念、哲学命题和哲学术语置于他们所属流派和义理系统之中,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客观认知并准确翻译蕴含这些哲学的典籍文本,才能使译文符合原文所处的历史背景、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同时表现出所译文本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文本的差异性。“自主性原则”是实现本原性的前提,因而必然体现本原性。

译者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时坚持“本原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就是既忠于原文又有所创造,但无论如何典籍英译的成功必须溯源,即: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起源进行探究,实际上就是寻求所译哲学文本的历史根源。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中的“民”就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本句中的“民”含有贬义,意指当时社会地位低下、伦理道德缺失、文化知识浅薄之人,因此《论语》中使用的“民”含有贬义。也有人认为这是孔子“愚民”思想的体现。但这种认知仅仅是常识。

对“民”的认识到晚清时代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康有为的解读最具特色。晚清的康有为致力于改造儒家思想,特别注重改造孔子学说中的愚民思想,力图将其改造成为中国国教,以便适应资本主义发展与改造的需要。于是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他认为古人对这句话解读有误,主要原因是断句错误导致的理解错误。他坚持本句的正确断句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有为如此解读的实质是强调“民本”。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认知并准确翻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其中的“民”字呢?这就需要追本溯源。研究历史事实我们就会发现将“愚民”与“民本”的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不正确。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仁政”,终极目标是“惠民”,因而绝不可能提出愚民思想。

按照“本原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进行追根溯源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康有为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可能出于政治需要,是对孔子原意的曲解。因此以上两项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前通过追本溯源准确解读中国哲学典籍,这样才能客观翻译、准确传播中国哲学经典。

(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应关注的语境

文本语境

典籍以文本形式进行传承,通过字、词、句、段、篇表达思想,准确确定典籍文本的意义必须依靠文本语境。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典籍主要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因此由于听者和传者的能力差异难免出现传承不精确、表达不一致。文字出现之后便立即取代口头传播成为典籍传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由于口耳相传在前,文字产生在后,所以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内容更倚重读音。于是,高频率的同音异意字就成为典籍文本的一大特点。

随着汉语文字的发展进步,汉字数量不断增多,词意不断丰富同时词意也产生变化,因而译者在翻译典籍时就需要对词源进行考证,深刻理解所译文字的原始含义与含义变革。同时译者也应掌握同一时期同一文字在不同典籍中的含义差异。由此译者才能准确把握典籍文本文字的含义。而且译者还应考察被译文本所在的具体语句、具体段落、具体篇章,即文本语境。对典籍字、词、句的解读必须进行共时解读和互文解读,即:解读典籍既要保证典籍内部前后一致,又要参照同时期其他文本含义,这样才能避免文本被曲解进而导致的误译。

著者语境

典籍是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也是作者内在意向的客观外化,具有明确的个体性,同时也与作者本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而且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典籍作品生动体现。例如:《论语》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集,是孔子思想的文字反应,因此只有深入解读孔子本人才能准确把握《论语》的哲理蕴意。

事实上,《论语》最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论语》虽然记录了孔子言论与孔子思想,但其著者并非孔子本人,而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而且《论语》成书过程历经数百年。最初,《论语》文本比较粗糙,到子思时期,他经过详细校勘,最后形成了《论语》《孝经》等文献并广泛流传。此后,《论语》文本不断加工完善,但由于同音、通假等原因再加上地方方言差异,因而《论语》文本形形色色。

到西汉时期国内通行的文本仅剩三个。尽管如此,这三个版本仍存在文字差异、句读迥异、章句差别等问题。实际上,这并不利于《论语》的传播。为顺应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政策,修订整合《论语》版本的工作就从西汉时期全面展开。西汉张禹作《论语章句》献给汉成帝,帮助汉成帝解决经术难题。此后,他又著《张侯论》为后继《论语》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完成了《论语》的整理与定稿工作。《论语》自成书之日起就经历了数千年时空变化、历史演进和词义变革,人们已经对《论语》的哲学涵义产生了误解或歧义,因而后继学者展开了广泛的注释工作。这些注释就成为研究《论语》的重要参考,但注释者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等都会限制他们对《论语》的注释。同时这些注释者也会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论语》进行注释。所以译者必须将孔子本人的社会背景和重要注释者的社会背景全部掌握才能正确翻译《论语》。

历史文化语境

典籍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世人借以表达思想的工具。例如两汉时期,政治统一、文化一统,学者们在阐释经典时经常循规蹈矩,促使儒家思想倍受推崇。两汉学者对儒家思想多训诂字词、疏通文意,而鲜有阐释,偶尔有之,也重在强调人伦教化与经世济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国家分裂、政权动荡、思想自由,但人民和学子祈求太平,因而,道家的无为思想顺应了时代潮流,发展迅猛,但儒家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且不可小觑。因此,魏晋儒学的特点是“以道为本,援儒入道”。魏晋儒学家以道释儒,以自然人性为本,追溯《论语》思想本源,因而翻译《论语》注释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历史文化语境。

结语

我国哲学典籍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同源性、继承性、阐释性与互融性的特点,而且中国哲学典籍的注释发展与时代特征、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等背景因素密切相关,属于高语境的典籍。根据高语境文化理论的要求,理解中国哲学典籍应坚持微观文本语境与宏观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原则,以便准确把握中国哲学典籍的深层含义。因此,译者必须坚持“求真”标准,并充分把握中国哲学典籍的相关语境,才能成功对中国哲学典籍进行英译。译者既要关注哲学典籍著者的个人背景,即作者背景语境,又要关注著者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即历史文化语境。

作者:吕文丽 纪福银 单位: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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